我到的第一家，是一個臺灣人開的，因為大家都講中國話，比較方便，所以我決定干了。這里是計件制。每打掃一個房間，可以掙兩美元，工作是換床單、枕套、被套、吸地毯，更換衛生用品。干得快的話，一小時可以打掃兩間半到三間房間，如果一天能打掃20-25間，就可以掙到40-50美元一天，每周干6天，

　　1個月可以掙到1000美元左右，聽起來不錯，所以我就開始干了。 一個星期干下來，累是真累，但是好歹有錢賺，也就認了。我這個人別的本事沒有，吃苦總是可以的。但是不久，老板找到我，說：‘你這么干活太辛苦了！‘我說：‘為生活嘛，每個人都會有這個階段的。‘

　　他說：‘想不想多掙錢？‘ 我說：‘當然想！‘ 他說：‘那我給你安排點別的服務項目，你可以較容易地掙些錢，通常是晚上來。‘ 我問他是干什么，他說：‘你的條件很好，長得這么漂亮，又性感，你應該利用這條件掙錢，而不必去賣力啊！‘

　　我說：‘你把我的身份搞錯了吧？‘ 他說：‘沒錯，我知道你是大陸來的，陷入困境，缺錢又無助，所以才提出這個建議啊！‘ 搖了搖頭：‘這又不是臺灣！‘

　　他說：‘這兒也不是共黨社會！‘ 于是我又失業了。 由于干旅館有點經驗了，我很快就又找到一家旅館，這是一家菲律賓婦女開的店。這個店工資情況差不多，但有一項，要把換下來的床單、枕套、毛巾分別放到兩個大洗衣機里去洗凈、烘干、疊好供第二天用。這活是不另外給工錢的，我每天打掃十來個房間后，就用車把換下來的東西推到地下室去塞進洗衣機，把已洗好的，放入烘干機，接著又搬上干凈的，再去打掃，然后再回來如此折騰，比過去那個旅館更辛苦。

　　有一對菲律賓夫婦，也在這里做工，有時我沒有忙完，他們做完了自己的事，也會過來幫我疊被套床單什么的，我的英語不太好，所以很少講話，只說‘謝謝‘而已。他們也從不計較，有時他們的獨生子從學校放學回來，也會在洗衣房幫我做些事。這使我感到人間畢竟不那么冷漠。

　　可是這里也沒干多久，我又辭掉了。因為有一天，我按照老板交待的房間號一一打掃，到一個房間，我先敲敲門，里面一個女人應聲了，我說：‘打掃房間：‘她說：‘請便！‘

　　我就開了門，進門一看，這個女人是黑人，混身上下一絲不掛。我說：‘對不起，我要打掃房間！‘她說：‘請便！‘ 我說：‘可是您……‘ 她點燃一支香煙，看也不看我一眼，自顧走到陽臺上，坐在那里，一絲不掛地看街景去了。

　　我只得搖搖頭，可等我走到床邊準備換臥具時，才發現床上還躺著一個男人，我說：‘請起來一下，我要換臥具！‘ 他二話沒說，掀開被子就起來了，又是一絲不掛。我只好說：‘請穿上衣服。‘

　　他說：‘不必！‘ 我說：‘我也是人，請你尊重我‘ 他說：‘哦！真的嗎？‘只是抱著雙臂，一動不動地站著。 我說：‘請穿上衣服。‘ 他說：‘請做你的工作。‘

　　我丟下手里的東西，狠狠一摔門，走了，也沒有去看老板，直接到停車場，開上車就回家了。一路開車，一路掉淚，感到很受侮辱，同時也意識到，我又失業了。

　　幾個小時以后，老板娘打電話來，問我是不是病了，我說：‘我再也不要干旅館的工作了。‘ 當汽車修理工 以前我曾買過一輛1977年產的達特桑牌小跑車，花了450美元，幾乎是洛杉磯最便宜的了。可這車除了有兩次輪胎破過之外，沒給我找過任何麻煩，我駕著它跑了很多地方。可有一次，邊開車邊想著國內老爸爸生病的事，撞上了一輛墨西哥人開的車，撞壞了人家的車門，自己的車則撞得無法開了。

　　車禍責任在我，沒人會賠我的修車費。可我卻沒車開，又沒錢修車，這可就慘了。在美國，人說有兩樣東西不能借，一個是老婆一個是汽車。 生活在洛杉磯沒有車，就如同沒有腳，尤其我是工商記者為報社拉廣告的，沒有車開就斷了生路。

　　這時，我的一個客戶，是個醫生，因為給他寫過文章成了朋友，他打來電話說：我有兩部車，可以借你一部。那是一輛非常大的彭迪亞克牌車，費油極了，很多美國人叫它是‘神經病車‘，但是馬力大，開起來也平穩。我是只要有車開就燒高香了，從此就開上了這輛大車。有一次**追我，追上后對我說：‘我以為這車沒人開，自己在路上跑，所以追上來，到跟前才看到有個小女人在里面。以后最好在椅子上放個枕頭，這樣別人就可以看見你了。‘可見這車大到什么程度。

　　但我也不能總開借的車，要修我們那輛小車，得700-800甚至1000美元，不如再買一輛便宜車。一天，到一個朋友家去，她剛結婚，過去當學生時的舊車用不著了。我說‘賣給我吧‘她丈夫說：‘別人買貴一點，你買嘛，200美元吧！‘

　　真便宜，我決定買了。當時有他們的另一個朋友在場，是個修車廠的老板。就在幾天后我湊足了錢去取車時，他已經搶先用300美元把車買走了。我真失望極了，可那人說：‘我不是白搶你的車，我免費修你的車，200美元你不是也省了嗎？‘隨后，便很熱心地把我的車拉去修了。修好之后，看上去同新車差不多，車身全噴上紅漆，加上兩道黃色的邊，很漂亮。當時要賣的話，1000美元是可以出手的。

　　這以后，那老板就經常打電話給我，約我出去玩兒。由于他的熱心和照顧，我一直叫他大哥。可是過了兩個月‘大哥‘變了嘴臉。他說他的太太十多年前被白人拐走了，其實是離了婚去嫁給了白人。現在又同女朋友有了裂痕，他問女朋友是選擇女兒還是選擇他，結果她選擇了女兒。他就斷了她的經濟援助。我聽了，笑笑：‘我也會選擇女兒的！‘她說：‘你要女兒，我幫你呀！嫁給我！要綠卡有綠卡，要女兒我給你接來。我有房子，有產業，有家場，你要什么，我給你什么！‘我說：‘就憑你那幾個臭錢呀！‘他說：‘我就不信治不服你這個大陸妹！‘

　　他要我還那筆修車費，我當然沒錢還。他說，不還也可以，和他過日子就成。我當然不干。我不能賣車，賣了車就活不了了。于是我咬咬牙，辭了電視臺的工，上修車廠去給他打工還帳。

　　這20天給他打工的日子可不好過。老板因為不能征服我而處處刺激我。有一次，一個大陸來的留學生修車，他連蒙帶騙，多收了好幾百美元，還說：‘大陸人傻瓜，不騙白不騙！‘這話明明是說給我聽的。而且我在那里的日子，他對大陸來的客人總是百般刁難，實際上是做給我看的，讓我知道‘大陸妹‘沒什么可傲的。

　　但我只是忍著。到了最后一天，我一聲不響，連再見也沒說一句，開車就走，再也沒回去。盡管我將又一次面臨失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