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房東斯蒂夫一家有一個很大的花園。每個周末，斯蒂夫夫婦都會帶著三個孩子在花園里玩耍。

有一天，斯蒂夫太太和先生商量：“你看這花園的草瘋長了，花也不成形了，下個禮拜天我們修整一下。”斯蒂夫大聲叫起來：“你沒看見我這段時間正忙著？干脆請個人算了”我正好從他們身邊經過，一抬頭瞥見了花園的小房子里堆放的鋤草機、剪刀，便說：“如果你們沒時間，我可以幫你們做。”我幫他們做當然是無償的。他們一家平時待我特別熱情，再說，我在國內時，每年寒暑假都去給經營苗圃的叔叔幫忙，修花剪草的活兒也學過幾招。

斯蒂夫太太看著我，雙眼放出異樣的光彩：“真的？露茜，你還會做這活兒？”她驚喜的表情和語氣倒讓我有些不自在起來。我紅了臉，忙低下頭：“只是略知皮毛，也不知道做得好不好。”“那要多少錢呢？”“這點小事，談什么錢！”“那怎么行？你的勞務怎么能不算錢呢？”“權當是我練練手藝唄。”我笑著說。“花園要是修整得不好看，鄰居會笑話我們的。”斯蒂夫插了一句。其實，鄰居的花園我也看見過，都是些簡單的修整，雖然胸有成竹，但我仍然不能將話說得太“滿”，“那我試試看。”斯蒂夫夫婦若有所悟地點點頭。

三天后的一個下午，我放學回來，看見一個穿著工裝的人正在花園里推鋤草機。我覺得有些奇怪，心想我不是答應了他們嗎？怎么又請人了？這時，他們12歲的大兒子賴斯從屋里走出來，我小聲問他：“這是你們請的工人嗎？其實，我也能做的。”賴斯盯著我說：“你真的會做？”“那當然，我以前學過的。”在小孩子面前，我倒顯得非常自信。“我媽媽說，你不要工錢，只是想練手藝，你自己都沒把握，怎么能把花園弄好？”我蒙了，愣在那里不知說什么好。

我站在一邊看工人干活，他的手藝并不好，修剪過的草坪參差不齊，還要再做第二次。但是他卻明碼開出他的勞務價：每小時8美元。史蒂夫夫婦對他手藝的認可也許就是因為他開出的這個價吧。而我，卻因為無償而遭到拒絕。

沒多久，我那曾引以為豪的“謙虛謹慎，與人為善”的處世哲學又一次讓我碰壁。

那個周末，我開著舊跑車去參加一個同學聚會。車行至露洛里，有一個右拐彎。我微微轉了轉方向盤，左眼的余光里突然閃過一輛紅色的別克。我側頭，果然它是在加速超車！在拐彎處超車，這是極其危險的！

我急中生智來了一個急剎車。對方可能也發現了危險，手忙腳亂地左轉方向盤。由于剎車太急，我的頭重重地撞在前車玻璃上。幸好，玻璃沒碎。我呆坐了兩分鐘后，緩過神來，轉頭去看別克。發現它已撞在了左邊的欄桿上，窗玻璃濺得滿地都是。我慌了神，忙下車向它奔去。

車主人滿臉是血，失神地望著我。“I’m sorry，I’msorry！”我忙不迭地道歉，并馬上打了救護電話。

十分鐘后，救護車到了。醫生給他做了全面檢查，發現除了頭部外傷外一切正常。這時，警車也鳴笛而來。他們簡單勘測了現場后，將我拉上車，要帶到警署去。“別克”的主人因為要到醫院打消炎針，做包扎，便由另一名警員帶上了救護車。看著他滿臉血漬、痛苦的表情，我心里也很難受，又說了一遍：“I’m sorry。”

警員分別對我們做了調查筆錄。很快，他們形成了意見：“別克”是受害者，我負責賠償他135美元的醫藥費。我糊涂了，他違章超車怎么還要我賠償？警員的解釋是：因為沒有第三者在場，難以調查出真相。根據“別克”的口供和他們自己親耳所聽，我在第一時間承認了自己的過錯。我簡直要氣瘋了，這叫辦什么案！我一句禮節性的話語竟然成了定罪的證據！

“當然，你如果不服這個意見，可以上訴。”警員慢條斯理地說。我當然要上訴！

經過半個多月繁瑣的訴訟、取證、申辯，法庭最終給了我一個公正評判。但那兩位警員卻不肯為自己草率的行事向我說一聲“I‘m sorry”。

官司雖然贏了，但我的心情卻并不輕松。

后來，和一位來美國多年的同胞討論中美兩國的禮儀文化。他說，其實美國人也很注重禮儀，只是他們的感情比較外露，是怎么樣就怎么樣，“有一說一，有二說二”，不像中國人，以含蓄為美，崇尚禮多人不怪；而且，他們的自我意識也很強，不輕易否認自己，當然也不會隨意接受別人的幫助。不久之后我遇到一件“好心沒有好報”的尷尬就是這句話的驗證。

我在范德里大學學習物理，每天早上我都是最先到校的學生。每次走進校門，我都能看見雷澤太太佝著腰在做地面清潔。聽說，雷澤先生兩年前患肺癌去世，留下兩個孩子，現在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雷澤太太在學校做后勤的薪水。她不過剛剛40歲，但她的臉色卻很憔悴，背也有一點駝。

一天早上，我進校門卻沒看見那個“佝著腰”定格的畫面。看看地面，仍有很多污漬，顯然雷澤太太還沒有打掃。是忘了？還是有其他事耽擱了？上課時間還早，我沒多想就拿起拖把干了起來。

“先生，”不知什么時候，身后突然傳來一聲嘶啞的聲音。我轉過頭，原來是雷澤太太，她的臉漲得通紅，表情很痛苦。“先生，你這樣做太過分了。我一個人帶兩個孩子，身體又不好，這份活對我來說很重要。而你有獎學金，身體好，干什么都能掙錢。”我聽得云里霧里。這時，旁邊有幾個學生經過，也在竊竊私語：“雷澤太太多可憐，連這份工作都被人搶走了。”我恍然大悟：原來是雷澤太太誤解了。我忙將拖把遞到她手里。我發現她的手有些燙。她不解地望著我，說：“你不和我爭了？”

這時，一個小女孩跑過來，拉著她的衣角：“我來幫你做。你還在發燒呢！”小女孩說，媽媽昨晚燒了一夜，早上醒來從窗戶里看見有個年輕人在做衛生，以為我是乘人之危頂替了她，便硬撐著身體起來了。

我勸雷澤太太回房里躺著，并向她解釋，說工作還是她的，今天算是我幫她。“那怎么行啊？我做這活，他們是付了工資的。”最后，我不得不答應，晚上到她家吃飯，算是她回報我。

后來，我和雷澤太太一家成了朋友。我給她講了我們中國人樂于助人、無私奉獻的傳統。她剛開始總是不太理解，后來看我的確是善意的，因此對于我偶爾的幫助也能慢慢接受了，但她卻總是會饋贈我幾道可口的點心。

很長一段時間，雷澤太太撐著病體，看見我搶了她飯碗時那種絕望的神情，在我心里都揮之不去。我一直對自己那天魯莽的善行給她造成的心靈傷害而歉疚不已。